蜀川之西昌，压根就是个移民城市。在《说古道今话邛海》里，我曾对西昌的人口结构作过如下表述：邛人神秘消失，导致了邛海周边、安宁河流域，也就是古邛都地界上，大抵都是外来移民，并且从古至今，移民绵延不绝，远者湖广、闽皖，近者蜀川各地，或充军，或逃难，或流放，或征战，或屯垦，或支边，并由此而形成一个个相互眺望的自然村落。这可以解释，何以小小西昌版图上，咫尺之间，存在诸多语言差距。 

　　

 

　　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说法，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。湖广填四川之前还有个“江西填湖广”，就不是很多人都知晓了。

 

　　而更早的“填”，是山西填安徽，填河北，填山东。据统计，朱明王朝洪武至永乐年间，山西净移出人口超过100万。与此同时，江西移民到湖北、湖南、安徽、江苏的人口，更达210万人以上。之后，才有湖广80万人口被“填”到四川的事发生。

 

　　一国之民，“填”来“填”去 

 

　　战乱，征伐，饥荒……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，改朝换代，无不血流漂杵堆积下累累白骨。战乱过处，尸横遍野。水旱虫灾过处，举目赤地千里。一句话，是人祸天灾，造成了一个个人口低谷，这些个“坑”，才需要填。举个例子：元蒙入主中原，用兵四川，烽火绵延，达半个世纪，蜀川人口，竟由130万剧减为60万，直至元末，也不过80万。其惨烈程度，“十室九空”难状其貌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已经很难想象了。之后，才有了延续数百年的四川人口净输入。

 

　　不言而喻，此类移民，多属军事移民、政治移民，以及掺杂了太多军事、政治因素的经济移民。文化移民，则几乎不存在。 

 

　　邛人消失，移民逐渐迁来 

 

　　而蜀川之西昌，压根就是个移民城市。在《说古道今话邛海》里，我曾对西昌的人口结构作过如下表述： 

 

　　邛人神秘消失，导致了邛海周边、安宁河流域，也就是古邛都地界上，大抵都是外来移民，并且从古至今，移民绵延不绝，远者湖广、闽皖，近者蜀川各地，或充军，或逃难，或流放，或征战，或屯垦，或支边，并由此而形成一个个相互眺望的自然村落。这可以解释，何以小小西昌版图上，咫尺之间，存在诸多语言差距。 

 

　　并且，考古发现，即便是“土著”邛人，也是于春秋战国时期，西北的羌人因不堪强秦的征伐南迁而来。

 

　　仔细推敲，所谓“邛人神秘消失”，还有一个可能，即外来移民日众，邛人消融其间，天长日久，便踪迹难觅了。这一点之可能性比较大，是因为，邛人毕竟偏安西南一隅，经济文化，生产生活，相对落后，“人往高处走”，随外来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、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必然要对他们固有的一套形成强烈的冲击和影响。这种影响的不可逆转性，最终造成了邛人踪迹的消失。

 

　　就此说来，邛人消失，或者没有想象的那般神秘；称“你我皆移民”，也就大抵不算夸张了。

 

　　身边人，先祖大都来自外地

 

　　事实上，多年以来，考诸身边所认识的人，述及各自先祖，大都来自外地。当年插队安宁河边，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夏大爷，他就言之凿凿地说，他的老家，在“江南苏州堡第十三家花大门”。而某年我回会东老家，随家母刘氏宗亲一族到祖坟山上去看，就在其数通沉默不语的碑石上，读到了先祖们来自广西的讯息。再看著名的西昌地震碑林，这些由后人为震灾罹难者们树立的碑文中，追溯前人足迹，多涉南、北、东诸省。还有西昌“俞氏宗亲会”，据称其先祖有可能来自辽远的蒙古高原，并且就是蒙族。我老伴出自西昌南街俞氏大院，因为喜欢蒙藏歌曲，有时也觉自己的根，“恐怕真在北方”。

 

　　衣食足，礼义兴。近年来兴起修家谱热，寻根、认祖热。瞄了眼这些新出炉的家谱，远不过数代、十数代，时间意义上，我惋叹其可供上溯根茎之短促，同时却惊讶于空间意义上先辈流徙之遥远。

 

　　移民原因，主要分两种

 

　　移民原因，固然千差万别，却总不过当局强迫主导，或者是社会自然流动，这样两种形态。前者规模庞大，响动也大，动辄成千上万，哭哭啼啼，造成某种社会震荡；后者细水长流，悄没声息，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形迹和影响，要待多年以后回过头去看，才能见出名堂。

 

　　最近几十年，就我辈所见、所历而较具规模之移民，即有“干部南下”、“西钢上马”、“三线建设”、“知青下乡”及其“返城”，“西凉合并”，还有近年来才有的“水电移民”、“扶贫移民”和“城镇化移民”。

 

　　这里面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其返城，是个特例，不仅规模大，影响宽，不是由传统的甲省或者甲地移往乙省乙地，而是由城市移往农村。在中国城市化水平原本极低的情况下，以此权宜之计转移城市就业压力，由于与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之普遍规律背道而驰，因而其以高调的、轰轰烈烈的开始而至黯然的、七零八落的结束，也就是必然的了。数百万移民大军移而返回，这种情况在历代历次的大移民中，确也比较罕见。能与其“媲美”而规模小得多的，是“右派下放”及其纠错改正后又返回原城市和原单位。

 

　　上面提及这些，作为一时之“事件”，事后多有文字记述，甚至形成若干专著而显形于历史。

 

　　人口自然流动，不绝如缕

 

　　而作为“社会常态”的社会人口自然流动，从来就不绝如缕，同时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，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。非强制性的移民是社会的一种自我调节。此类流动多具个体性，有时延及家庭、家族，其“动”因和形式种种：外出求学、谋生，或者工作调动，娶进嫁出，诸如此类。

 

　　改革开放前，严格的户籍制度，限制了人们的手脚，困顿土地上，人口流动量十分有限，外出谋生，几无可能。改革开放，闸门一开，立即形成人潮汹汹之势——流向改革开放最前沿，流向最具经济活力之地。总之就是，追寻发展，谋求致富，因而，本质上属经济移民，并且，几乎是纯单向地，由乡村流向城镇。

 

　　这其中，全国流向北京、各地流向省城、流向区域中心城市的，则含有部分政治移民、文化移民、教育移民的成份。

 

　　当代还有一种移民，我称之为“退休移民”，或者“养老移民”——晚年了，选个可意的地方，购套小屋，颐养天年。这事儿在西昌尤显突出，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气候环境，吸引州内各县，争相在昌建干休所。西昌，乃成了老干们激荡一生后选择的终老福地。

 

　　我本人大抵属于“教育移民”——1961年由会东老家考入西昌高中，没想到从此落地生根，再没走出西昌；同时我的几乎整个社会关系，也都建立在了西昌的土地上。也就是说，从踏上西昌这块土地的那一天起，一不留神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我成了“资深”西昌人。

 

特约撰稿/蔡应律